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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造就出的「霸王」——

透過《霸王別姬》探討第五代導演電影中的審美意識形態性

 

黃珮琪

NG Pei Chyi

 

摘要:陳凱歌作為第五代導演的標誌性人物之一,其作品除了有個人特點以外,也集結了第五代導演的特色。本文透過分析陳凱歌代表作《霸王別姬》的各種電影屬性,探討第五代導演作品中的審美意識形態。

 

關鍵詞:陳凱歌、第五代導演、霸王別姬、意識形態、電影屬性

 

*此文章於2015年3月31日提交至香港大學中文學院為學術之用。此文章禁止任何形式的抄襲及修改。未經筆者允許,請勿轉載。

     影語言、影像和文本都是導演對於藝術的揣摩,聚集了其個人特色、審美及意識形態之後,將故事更完整地重塑後呈現 。第五代導演稱得上是中國新時代電影界最強而有力的一批人才,他們善用電影語言描摹故事,塑造人物性格及營造氣氛。第五代的作品是難得在藝術與商業價值上較能劃上等號的,他們的作品不再只是對歷史的闡述,還多了一份批判情緒,一種反思效應,而後期作品也更加具有故事性,這些都與他們的時代背景脫不了關係。陳凱歌作為第五代導演的標誌性人物之一,其電影中除了有其哲人思維下所產化出的層次感以外,也包含了第五代導演的普遍特色。本文透過其電影代表作《霸王別姬》 探討第五代導演的審美意識形態性[1],從電影的不同屬性來分析他們作品中的共同特色。

 

意識形態、審美屬性[2]

 

     電影《霸王別姬》故事原自李碧華的原著同名小說。電影劇本經原著作家和編劇蘆葦的改編後,在陳凱歌導演的指導下展現了另一種風貌,成就了一部藝術經典作。張逸(2013)引述西方國家電影理論時提到,作者概念及意識形態透過各種形式與敘事方案呈現於其影片內容當中,即便是娛樂性較為濃重的片子亦具有某種程度上的意識形態[3],因為電影作為一種視覺藝術以不同形式傳達內容及信息,而形式在本質上便富有意識形態性[4]。所謂的「第五代導演」狹義上是指1982年從北京電影學畢業的導演,他們是受文革影響至深的一群,作品題材亦然避不開這段歷史,尤其在1989年政治風波結束後,導演們在藝術創作上更是「大解放」,紛紛以革命歷史作為題材,在當時的電影界形成了一種主流意識形態[5]。與文革後初期的電影如《芙蓉鎮》等相比較,第五代導演的作品已經不單純是重現歷史,而卻更帶有寓意性。

 

     透過《霸》可探出第五代利用三點來建築審美屬性。一是模糊歷史時間,放大人物情緒;二是表現浪漫情懷和自我釋放;而再來便是營造養眼且具意藴的畫面。他們喜歡將小事件或個人故事放在大背景下拍,這樣使片子顯得更有深度和張力。《霸》強調的是主人公程蝶衣與段小樓的故事,人物性格被刻劃得鮮明,再將主人公放到歷史大背景下去詮釋,呈現出來的便是一段京劇戲子與歷史和命運交錯的故事。歷史雖然貫穿整部電影,但《霸》中所著重的卻是人物情緒和人性的部分,是一個以程蝶衣為主軸的故事,透過故事主人公傳遞出故事背後蘊含的對於傳統文化及歷史的反思。這點除了在《霸》中能看到以外,在張藝謀的《紅高粱》、《大紅燈籠高高掛》,甚至是脫離第五代喜歡的鄉村,走向寫實主義的黃建新的作品如《背靠背,臉對臉》等等中都可見到。

 

     《霸》中,陳凱歌將程蝶衣的「人戲不分」,他的「不瘋魔不成活」,到他對師哥這種同性間的愛戀表現得非常完整,將影片中的各種情緒推向極致,流露出一種自我解放的意識。第五代作品中的人物不太完美,甚至有些叛逆,這些和他們的時代背景不無關係。第五代經歷了文化大革命,而文革對他們的命運造成了直接的影響,張藝謀也曾表示,如果「第四代經歷的是成長中的創痛」,那第五代則是「在創痛後成長」[6]。這也能解釋為什麼他們作品中的人物性格都有些殘缺,是因為他們將文革創傷帶到了作品當中,再利用他們擅長的電影語言雕塑出殘缺中的美與醜。

 

影像敘事、視覺文化屬性[7]

 

     《霸》主要採用了對照和蒙太奇敘事法,利用人物性格差異,意象式的代表和顏色上的區分,以及影像的重複與切換等手法去傳達信息。影片中大量地使用對照敘事:戲裏和戲外;「瘋魔」的程和清醒的段;程的個人主義及段和小四等的民族主義;具意象性的寶劍(雄性)與頭飾(雌性);暖與冷、黑白與彩色系等等。再來是貫穿整部電影的「大時代與小人物」的對比,而這一對照方式也是第五代影片中的共同點。《霸》中也運用了蒙太奇手法,重複呈現同樣(或類似)的影像、台詞和鏡頭。片中反覆出現的台詞有「我本是男兒郎(女嬌娥),又不是女嬌娥(男兒郎)」和「娘,(手)冷,水都凍冰了」等,而當同樣的台詞出現時,影像的設置也非常一致。這樣的手法雖屬導演的個人特色,但這種透過重複式手法強調信息意義的方式在其他第五代導演的作品中也是可以看見的,例如張藝謀就擅用顏色的蒙太奇效果。

 

     雖然第五代導演的風格各異,用狹義名詞來歸類他們有欠妥當,但他們之間對於審美、意識形態及電影不同屬性的呈現手法還是相通的。他們是在中國將電影語言現代化的先驅,他們善用鏡頭、剪接和顏色等靜默的電影語言來陳訴故事。綜上所論,他們的電影有情節、有色彩、有反思。然而也正因為他們對電影獨特的審美,更凸顯了他們作品中的政治、社會意識形態元素。同樣是說歷史,第五代作品的衝擊性更強,因為有故事性、有寓意性、有藝術性,當然也自然就有了商業性。即便最初國內票房慘淡,但國外資方卻看到了第五代的國際市場潛力[8]。換言之,第五代導演就是時代造就出的奇才,而導演的經歷與概念也就透過各種電影形式構成了他們獨特且一致的審美意識形態性。

 

 

 

 

—完—

 

 

 

 

[1] 張逸:《論電影的審美意識形態性與藝術形式的構成論意義》(玉林師範學院學報,2013年),第34卷,第一期,頁72—76。

 

[2] 同上,頁73。

 

[3] 張逸:《論電影的審美意識形態性與藝術形式的構成論意義》(玉林師範學院學報,2013年),第34卷,第一期,頁73。

 

[4] 同上。頁73上提及:馬克思主義先鋒派認為,形式在本質上就有意識形態性。

 

[5] 張弘毅:《中國電影語彙中的文化大革命-下篇》(北京:歌德學院在線雜誌,2009年)。

 

[6] 鄧京荊、肖冠男:《中國電影第五代導演》(中國日報網, 2009年8月26日刊)。

 

[7] 張逸:《論電影的審美意識形態性與藝術形式的構成論意義》(玉林師範學院學報,2013年),第34卷,第一期,頁74。

 

[8] 焦雄屏:《風雲際會:與當代中國電影對話》(台北:遠流出版社,1998年),頁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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