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謝這塊土地接受了我從大陸過來的爸爸，這樣的邏輯情況之下才會有我，才會有我的逗陣ㄟ，才會有我的孩子們。」盧金城導演早前受電台[1]訪問時曾這麼表示。《逗陣ㄟ》是台語詞彙，指結伴、攜同或在一起的人，可以是摯友、伴侶、同鄉人等[2]。盧金城導演執導的賀歲電影，取名 《逗陣ㄟ》， 於2013年初上映，該片講述一個關於眷村的溫馨故事，片中正是充滿了許多「逗陣ㄟ」的正能量。

 

     眷村，顧名思義是軍人眷屬住的村子。台灣眷村的出現可追溯到1945年（民國34年），日軍結束了對台灣五十一年的殖民統治後，第一批國民黨軍隊登陸台灣，隨之， 憲兵、警察、警備司令部、行政官員等也陸續抵台；1949年（民國36年）國民黨又撤退了六十萬大軍，為了安置隨同部隊來到台灣的眷屬，於同年蓋建了第一個眷村[3]。其後，隨著軍人及眷屬人數增加，台灣當局也繼續追增眷村數量。

 

     眷村這一空間活躍了四十多年，從原有的外省人，到後來加入本省人及原住民配偶。由此空間可閱讀出台灣族群之間的複雜關係，正如盧導演所說，他在電影中呈現的眷村實際上不僅是「台灣族群的融合」，也是「現今台灣的縮影」[4]。最初的眷村便是個多元文化的空間，那些統稱的外省人其實來自大陸不同省份，彼此間生活習慣及文化上的差異都很大，直至後來有了本省人的加入，更形成一個突破血緣的人際結構。縱使在國共內戰、二二八事件及白色恐怖等政治壓迫下，外省及本省人形成二元對立的社會關係，但眷村實際上卻打破這一刻板印象，展現了文化大熔爐的溫馨面貌。

 

     儘管語言、背景和習慣不同，生活在社會基層的台灣人及外省人還是有很多共同的生活記憶，如養雞、種地瓜、賣冰棒和做家庭代工等[5]，而電影《逗陣ㄟ》裡則又通過外省人與台灣人聯姻，講述他們之間發生的種種溫暖連結——外省老公的體貼，對孩子的疼愛，對家鄉的思念；台灣媽媽的堅強，對家人的照顧，對孩子的嚴厲；還有貫穿整部電影的眷村小孩的天真無邪。

 

     《逗陣ㄟ》背景設置在民國七十年間，講述的是台灣第二代眷村的故事，主軸人物則為劉氏一家六口。盧金城導演本身是外省人二代，從小在眷村長大的他透過電影來分享他曾經歷過的那個美好年代，以及當時的社會情況及價值觀。眷村第一代是外省爸爸配外省媽媽，而第二代則是外省爸爸和本省媽媽。本、外聯姻生下的小孩也被稱作「芋仔番薯」，芋仔是外省人的綽號，而番薯則用指本省人。電影中眷村裡的本省媽媽有很多是閩南人，客家人，甚至原住民，即便他們生活習慣上多方面都存有衝突，卻還是相處得非常融洽，街坊鄰居之間的凝聚力不容小視。

 

     電影沒有採用浮誇的台詞，沒有豔麗的場景，沒有極端的人物刻畫，劇情的起伏波動也不大，呈現手法頗為直白，酷似連續劇的濃縮版，樸實卻也令人動容。這樣的呈現手法或許正是為了體現這一份獨屬於台灣眷村，純樸、簡單，卻同時讓人感覺舒服且格外珍惜的人情味。《逗》的故事主線圍繞家庭和眷村鄰里間的相處，通過人物性格和事件傳達那個年代的夫妻之情，手足之情，父母子女情，街坊鄰居情和小朋友之間的義氣。簡單來說，就是所謂的眷村精神。

 

＊劇情概述、呈現手法及其目的

 

眷村精神：逗陣ㄟ就是要互相照應

 

     在那個年代，對於年長的一輩，婚姻的開始並不建立於愛情，而更多時候是出於一種需要，是一種互補。外省退役軍人把大半輩子獻給了國家，他們在天空、陸地奮力抗戰，最後落腳於台灣這片陌生土地，與親人朋友分離的日子格外寂寞，於是在台灣組織了自己的家庭。這些「榮民[5]」一般晚婚，所以形成了老夫嫩妻的趨勢。這樣的老少配搭在其他以眷村為主題的作品，如連續劇《光陰的故事》中都可看見。

 

     在《逗陣ㄟ》中，劉家爸爸劉杭生（外省人）和妻子劉金穗月（本省人）也是這樣的一個老少組合。然而，縱使婚姻並沒有愛情當基礎，夫妻間仍然磨合得很好。盧導演在電影中安排了劉杭生與太太的互動，以及劉太和正在談戀愛的大女兒芬芬的談話，這些都提供了讓觀眾思索的空間。當被女兒問及自己對丈夫的感覺時，劉太說不出那是愛，「什麼愛不愛我不知道啦，但我還滿需要妳爸的」。那年代父母輩的夫妻間是否真的沒有愛情？若是如此，那夫妻和睦的原因是否僅出於一份對家和孩子的責任感，或是對於另一半的感激之情？ 這同時也給當下離婚率逐年攀升的社會帶來提示，我們在現實狀況允許，經濟能力充裕的情況下與相愛的另一半組織家庭，為何卻不比當年的長輩們更懂得珍惜姻緣？

 

     電影中的劉爸為了維持家庭早出晚歸，開德士賺錢，然後把收入全數交給妻子管理。即使後來得知太太為幫助小舅子和朋友合股做生意，拍賣了嫁妝，劉爸也沒埋怨她，反倒給予安慰。片中，劉爸還不時對妻子說出感謝的話語，可以見得當年夫妻間的相處靠的還有互相包容和體恤。如盧導所言，「逗陣ㄟ就是要互相照應」。

 

     此外，導演還透過女主人公劉媽媽的角色， 唱揚了台灣女性精神。慈父嚴母想必是第二代眷村，甚至是台灣家庭的共同點。片中的劉媽媽是象徵典型台灣婦女的代表：性格勤儉，為了家庭不辭勞苦， 一手包辦家中大小事務，大部份也兼職（做家庭代工）幫補家用。她們更是能為了保護孩子而不惜一切，就如當劉媽媽得知兒子國樑被本省同學欺負的時候，她即使害怕也毫不猶豫地拿起用甘蔗做的武士刀道具，偽裝成幫派老大去找欺負兒子的人算帳。這樣詼諧的呈現方式不僅給觀眾帶來笑料，也能讓人深切體會到媽媽的偉大。如此的處理方式同時也溫和地描述了外省與本省人之間在族群意識上所存有的矛盾。

  

     眷村第二代的父母普遍重視教育[6]，《逗》中劉媽媽一句「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便淋漓盡致地表現了這一點。同樣在本省媽媽管教下成長的盧金城導演認為，台灣媽媽是奠定孩子未來成功之路的一大功臣。他舉例說：「正如台灣現在的總統馬英九（外省人）也是因為他有個偉大的媽媽，所以才推助了他今天的成就。[7]」

 

     手足之情也是片中表達的另一大重點。導演將這一部分的中心設置在古靈精怪的劉家小妹（劉亮亮）與其哥哥、姊姊的互動。電影前段，亮亮和哥哥國樑，還有大姐芬芬的相處都非常和睦，唯獨正處叛逆期的二姐盼盼老是學著媽媽管教孩子的方式，用竹子抽打小妹。但隨著劇情推進至亮亮被困在著火的校車上，盼盼也流露出了和妹妹的手足情深，不顧自身安危衝向校車想救出妹妹。國樑在電影後段幫亮亮報名馬拉松，和亮亮在眷村裡追逐，還有對要抱走睡著的亮亮的母親說已習慣妹妹睡在自己房間的戲碼都甚是溫馨。另外，劉媽媽「不打不成器」的教育方針也給芬芬和亮亮製造了窩心感人的畫面，包括芬芬搶過媽媽手中的竹子不讓她打妹妹，挺身找誣賴亮亮偷竊的鄰居女孩理論，以及給被責罰後痛哭的妹妹敷藥。

 

     再來便是電影的核心主題：本、外省族群之間的矛盾與融合。導演為傳遞這一信息，設計了劉爸爸（外省人）與雜貨店老闆陳天送（本省人）的敵對關係。劉爸與陳天送從電影一開始便因為「雞腿事件」產生磨擦，隨後陳還因為告知劉其妻子拍賣嫁妝的事而被批評多管閒事，兩人在片中也以「芋仔」、「番薯」相稱。雖是互看不順眼的戲碼，但演員卻是以風趣的方式表達，因此，看出兩人其實是口硬心軟的同時，也給電影添加了不少笑點。劇情延伸到最後，在劉家小女兒亮亮受傷入院時，陳天送更是出錢支持劉爸，說：「逗陣ㄟ，我們都是外地來的人，你從杭州來，我從嘉義來，大家有緣互相陪伴就是自己人。」片中也出現了劉媽媽反對芬芬和山地同胞林國慶交往的橋段，但他們最後還是促成佳侶。電影接近尾聲，鄰居們聚集在村子前準備去看亮亮參加馬拉松時，導演還刻意安排大家用不同的家鄉話溝通，從而顯現了眷村裡本、外省人的文化融合。即便他們之間存有文化差異及身份矛盾，卻依然能夠和平共處，並且互相支持。